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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9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京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工作最新研究成果，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性划分方式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大型水利设施和城址的兴建，显示出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湖北屈家岭遗址为长江中游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群，遗址新发现距今约5100年的史前水利系统，为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并发现大型聚落、高等级建筑基址等，为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

　　最新考古证实，屈家岭遗址存在多处史前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水利系统位于遗址东北部，由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其水坝为土筑而成，现存坝体高约2米、宽约13米，长约180米。蓄水区面积约19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西湖湖面的大小）；灌溉区面积约8.5万平方米。测年数据表明，早期坝的年代为距今约5100年，为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表示，大型水坝的发现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目前来看，第一，年代很早；第二，体量很大。体量很大就表明它能够储藏很多的水。这些水在旱季，特别是应付那种比较干旱年份的时候，可以有力保障灌区农田里的水稻能够正常成长，能够获得丰收。水稻丰收对史前人类、对他们的聚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农业丰收了，可能有些人就不需要都来种水稻，有些人可能专门去制陶器，或者做玉器，这样社会就分工，阶层也会出现，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往前发展、往前推进。所以水坝的发现非常重要，是文明不断向高级层次发展很关键的证据。

　　考古人员发现，熊家岭水坝分早晚两期，延用年代较长，坝体硬度和密度较高，存在明显的人工筑造痕迹，坝体中还发现原始的“加筋工艺”，即在土体中掺杂植物根茎，以增强坝体强度和稳定性，同时还发现了“草裹泥”的建造工艺。而类似规模的水坝还发现多处，专家表示，这标志着史前先民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从被动地防御水旱灾害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治水方式和聚落形成等提供了细节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熊家岭坝体不全是草裹泥，有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古人有可能是根据他们的经验，选择不同的方式加以堆筑墙体。而且墙体在发掘的时候非常坚硬，有类似于夯打的迹象，应该是有意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所以坝体非常坚固。从这上面来看，在5000年前，在江汉平原，这些史前先民智慧应该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了，他们能够很好地去认识了解所处的自然环境，然后选择适合他们生存的居住地和种植区域，再加以改造，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这地方定居下来，旱涝保收，文明不断发展。

　　近年考古工作还揭示，屈家岭遗址先后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史前文化阶段，主体年代为距今5900—4200年，存续近2000年之久。此外，还新发现了105万方的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基址等，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另外还曾发现史前稻作遗存、年代最早的高温黑釉陶等，一系列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央视新闻客户端）

　　第九届全球气候变化智库论坛在COP28“中国角”举办——

　　绿色低碳发展需加强国际合作

　　12月6日，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球气候变化智库论坛——科技和政策创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中国角举行。与会嘉宾就加强合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展开研讨。

　　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致辞中指出，《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以来，各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行动，取得了积极进展，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的国际潮流。赵英民表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差异较大，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繁重任务，急需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作为智库，要基于科学深入开展研究，积极献言献策，为发展中国家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公正转型。赵英民强调，绿色低碳转型的实现，离不开务实的国际合作。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做了题为“全球盘点：我们的视角”的引导发言，阐述了本次大会盘点成果将为国际社会落实《巴黎协定》带来信心和希望，确保全球气候治理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徐华清还发布了《全球能源转型和技术创新行动进展评估及相关建议》等6篇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撰写的《全球盘点》系列工作论文，以期为全球携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相关最新进展信息、典型案例实践和共同解决方案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作了题为“碳中和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部署的挑战与机遇”的主旨演讲，从碳中和与可再生能源的关系、潜力、利用以及面临的挑战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探寻与清洁空气协同路径，在碳减排的驱动下空气质量加速改善，未来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将出现倍增的发展趋势。

　　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袁瑛在“中欧清洁能源投资的竞跑与合作”演讲中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重大挑战，中欧宜携手建设绿色伙伴关系，倡导零碳发展模式，深化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在“《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介绍及主要发现”演讲中介绍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碳中和承诺、低碳技术、气候投融资、国际气候合作等方面的进程及目前全球碳中和进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外国专家学者也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观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在主旨演讲“碳价政策的优势比较：碳税与碳交易”中指出，国际上最有效的碳减排措施主要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对于具体碳定价政策工具的选择国际社会共识较少，急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能源气候和环境项目负责人、新综合气候变化评估情景国际委员会联合主席巴斯·范·瑞文(Bas van Ruijven)作“全球气候政策的未来及其在综合评估模型中的表征”演讲，阐述了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在全球模型中的预期，并对模型框架、模型设定和模型结果进行了分析。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劳拉·克拉克(Laura Clarke)提出，加强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交流互鉴，对于推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董事执行官乔斯林·布莱里奥(Jocelyn Blériot)在“循环经济助力低碳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演讲中介绍了循环经济的减排机理与作用路径，探索与评估循环经济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和潜力。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学主任安东尼奥·索里亚·拉米雷斯(Antonio Soria Ramirez)以视频方式做了有关《全球能源和气候展望》最新研究的报告。(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来源：经济日报 【编辑:曹子健】